1898—1907年这十年间，在中日关系史上，出人意料地存在过一个融洽而富有建设性的十年，作者将它称为“黄金十年”。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所进行的思想与体制上的革命，是在晚清最后十年以新政为中心展开的，此后的变革进程实际上以它的成就为基石。要理解这一点并理解新政本身，需要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照，正是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对中国的变革表示合作，近代中国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而迅速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本书考察了大量的事实，分析研究了日本在近代中国变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了当时中国对以日本模式改革中国所抱的信心，并且具体分析了日本参与变革的过程，指出日本不仅有政治、军事等国家机器上的、还包括日本在中国开办的学校、翻译及词典的编纂等文化上的参与。
康有为曾经浪漫地设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而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虽然近乎天真，然而晚清变革却确实极大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者认为，要全面、客观地理解近代中国本身，日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就是本书的研究目的。当然对作者的观点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例如作者自己就引用的1901年7月居于上海的潘慎文牧师（Rev．A．P．Parker）的说法是：“（日本）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传取代压迫，狡狯地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质力量以征服中国”。这些被作者理解为“西方的焦虑和妒忌”的类似的看法，其实也未尝不表明了当时的西方与日本在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然而，此书提供了在切实研究基石之上的看法，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作者认为，中国文化曾经受惠于印度佛教，而印度的佛教则因为传到了中国而得到延续并发扬光大。考察一下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自西汉以来，印度佛教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乃至百姓的风俗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佛教在印度到了七、八世纪以后，也就是中国的隋唐以后基本衰落了，到了十三世纪时基本上就湮灭殆尽。但正是因为自隋唐以来，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开始结合起来，形成了若干影响相当大的教派，佛教得到重大的发展，并且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越南等地。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了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本书就是考察这一不同文化交流过程的著作。
全书虽是单篇论文的形式，但它体现了作者上述基本观点，它考察了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历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以及它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第三辑“佛教与儒道”则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佛教对中国百姓生活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其中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老子化胡”问题、道教的“承负说”、佛教的“轮回说”以及佛道两教的“出世”“入世”之争，都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外来文化影响本土思想意识的表现。而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本土化，也是佛教得以真正影响中国社会乃至东亚地区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在“禅宗的超越”一辑里作了分析。因此全书其实是很系统的，对于我们认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死火重温”是作者给本书第二部分的命名，把它用作整个这本书的书名，也许反映了作者某种隐含的意图？也就是说作者是否有意以此书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而转入新的领域？即使“重温”意味着它还有其重温的意义在，但是也毕竟已经过去？发出这一连串的猜测，是因为占本书五分之四篇幅的第一辑“现代性的悖论”其实并非死火，它是作者最近几年对这一问题持续思考的结集，比如原先散落在各处的珠子串到一起来了，发出的光芒一定更胜于四散的星光。无需辞费，“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对于现代中国以及由现代中国延伸而来的当代中国而言，它更加复杂，围绕它，中国知识阶层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本书有相当大的内容反映了当前知识阶层的这种状况。就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或者说倾向而言，我个人是很认同本书的。读者若有兴趣，在作出自己的取舍之前，读读本书是会大有收获的。
本书的第二辑是以对鲁迅的思考为主的一组文章，它同样是与前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的。重温他们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思考。这一切，就有待于读者自己去阅读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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